对于动态调整，立法者应当规定如果该类食品生产过程中出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引发风险程度发生明显变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关有权对其作调整，相应的，对企业的防范风险能力以及行政调查等级，它也有权调整，但需要履行相应的程序性义务。
[31] 公法离散化的拓张使统一公法学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虽然笔者并不否认公法学乃至法学可以有更高层级的理论体系或理性观念，但这些理论体系或理性观念能否因为需要统一就能够达到统一值得怀疑。笔者并不否认现代公法发展日显其重要性、成熟性，即使较少使用公法概念的英美法系，相应的内容也越来越凸显在整个法治中的地位，而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公法发达民法弱化一直是它的发展特点[23]。
而民法的包容性又为公法法提供了新的空间。公法监督制度因监督主体的地位与职能的不同而导致监督方式、监督效力等截然不同，无法形成统一性，而现代公法责任制度更是如此，宪法责任与刑法责任、行政法责任大相径庭。[4]袁曙宏、赵永伟：《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但阅后会发现，统一被搁置代之以整合。公法学之可能性发展方向应该是公法私法化。
公法私法化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3年袁曙宏先生在《中国法学》第5期发表了《论建立统一的公法学》一文，首次提出了统一公法学概念之后，法学界并未如作者所云的那样引起了学术界的争鸣[1]，客观的描述应该是：只如平静的湖水起了一丝涟漪，且多是赞誉之声。刑法的手段只能是消极的，而且就惩罚本身两者也不具有统一性，尤其在惩罚对象上，行政法是轻微的违法，而刑法是严重的违法并犯罪。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宪法是公法的基本法，而民法则是私法的基本法……宪法与民法不是‘母子关系。
（2）立法权是包括制宪权在内的广义概念，其中的制宪权仅指制定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法律，即宪法部门的权力，与制定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部门、规定犯罪和刑罚的刑法部门和其他部门法的权力间并无高低之分。宪法上的这类规范，与公民基本权利旨在防范国家权力的传统有别，直接规范私人间的关系，被认为是宪法基本权利适用于私法纠纷的直接依据。这类民间规则源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并主要体现为民事规则。实践中，全国人大在普通法律中写人根据宪法时，并未明确具体的宪法根据，即究竟是根据现行宪法第2条、第57条还是第58条行使立法权。
[16]除了主权机关论和最高国家机关论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行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大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便是国家立法机关。[44]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关于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理论上存在主权机关论和最高国家机关论两种主要观点。依其逻辑，地方人大当为地方主权机关，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便不是所谓的单一制，而近乎于联邦结构。《香港基本法》草案公布后，有论者指出，《香港基本法》草案中部分条文与现行宪法相抵触，但符合宪法第31条。有研究认为，我国现行宪法中有关公共财产和资源保护（第9、10、12条和第15条）、宗教信仰自由（第36条）、人格尊严（第38条）、通信秘密（第40条）、婚姻家庭、老人、妇女、儿童的保护（第49条）的规定是显性的规范第三者的条文。
第73条规定代表享有质询权。【注释】 [1]梁启超：《政论选》，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43]现行宪法第71条规定，全国人大可以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特定问题。主权机关论将全国人大视为居于宪法典之先之上的、创制宪法的主权者，是对现行宪法第2条和全国人大制宪历史的错误理解。
{8}秦前红、涂四益：《物权法之争与宪法解释—兼与童之伟教授商榷》，《法学评论》2007年第3期。这一类比同样适用于民法规范。
对这三点显著变化的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其常设机关，二者排他性地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立法权划分遵循基本法律／其他法律的标准。[42]第62条第15小项使用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表述，依一般的语法习惯，该条中前14项应是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职权的具体列举。
宪法创制了各类具体的国家权力，关于国家权力的具体立法属于创制性立法，创制性立法应当遵循具体化的法源原则，必须也只能将宪法授权规范具体化，不可仅强调消极的不抵触原则。一是在规定全国人大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后，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未称之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第57条和第58条）。主权机关论认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为主权在民，第2条可置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主权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14]赵万一：《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第127页。现行宪法第2条在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同时，订明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大。[32]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制定宪法的决议，并成立起草委员会。
[3]学者对中国281部法律的统计显示，其中明确规定依宪法某章或某节或某条制定的有4部，占总数的1.4％，笼统规定依宪法制定的有76部，占总数的27.0％，规定依宪法和其他法律或实际情况制定的有19部，占总数的6.76％，未提及宪法的有182部，占总数的64.77％。进入专题： 宪法 立法权 权源 法源 。
在行使立法权时，全国人大应当遵循创制性立法具体化、确认性立法不抵触的法源原则。[36]参见郭道晖：《论人大权力与人民权力—关于人大制度的法理思考》，《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2-4页。
[31]张春桥1975年1月1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叶剑英1978年3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和彭真1982年11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的报告，均明确这几次立宪活动为宪法的修改而非制定新宪法。参见胡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作为立法技术的运用》，《法治研究》2009年第7期，第14页。
巩献田教授发表公开信后，[24]学术界就《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问题展开讨论，[25]其中的主题之一便是《物权法》草案是否应该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我国现行宪法中亦有较多此类条款，如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36条第2款）、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第49条第3款），等等。以是否存在具体立法以及现实中被私人侵犯的可能性等因素为标准，第33、34、35、38条、第42条至第47条和第48条是司法机关直接适用以裁断私人争议的宪法依据。第58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62条列举了全国人大的职权，全国人大是行使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和行使监督权的政治统治机关。
确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法源内涵，只能立足宪法文本，借助宪法解释的理论，经由规范分析的方法，厘定宪法中每一条文的规范范围及其蕴含的立法指示。全国人大制定1954年宪法，并修订形成了后来的宪法。
因此，人民选举代表组成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制定中国宪法，至多说明制定1954年宪法时，全国人大应是制宪机关，是人民授权的主权行使者。[44]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在第62条中列举最高国家权力的范围，但该条未明示每项权力（特别是民事、刑事、国家机构等基本法律制定权）的具体界限。
这是一种关于国家政治体的最高和最终决断权，并以制宪权的形式存在，宪法正是人民对其代表的授权书。[66]这一观点明显将其他法律作为宪法的具体化和实施细则，因而必然要求普通法律在内容上与宪法保持一致。
民法的确不是宪法设置的立法机构创造出来的，但它或者是由宪法设置的立法机关确认的，或者依赖于宪法设定的司法机构的承认[8]—此时的司法机构不过是在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宪法设置的一切国家机关，均是宪法之下的机关，相互间存有位阶关系，人民是宪法之上的唯一机关。建国以来的历部宪法均未明文规定全国人大是制宪机关。[70]对于《物权法》草案，有论者认为，《物权法》草案中确立的平等保护原则符合现行宪法第15条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但不符合现行宪法第6条、第12条和第13条关于公有制的宪法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与公民私有财产差别保护的规定。
总体上，宪法母法论忽视了不同部门立法在材料渊源上的差别，以及国家权力宪法规制的多样性，理论构建粗糙，缺乏精细度。[11]论者集中探讨了全国人大的权限、现行宪法总纲中若干条款与第31条的关系。
主权机关论者显然无限延长了这条授权规范的生效期间。宪法母法论与宪法停止论可谓针锋相对。
[74]中国宪法学研究者对《香港基本法》草案合宪性之争的忽视，以及学界关于《物权法》草案合宪性看似热闹的争论，均显示了中国宪法学研究中的理论空白，[75]这是未来的研究应当着力的领域。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只是相对非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的称谓，如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等等。
